【2020届DP学子风采录】翻动过去的书页，向着“地平线”

翻动过去的书页，向着“地平线”

     李思齐，世外初中境内课程升高中DP，录取牛津大学古代与现代史（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专业；

     陈朗，延安初级中学升高中DP，录取牛津大学历史专业。

     穿行于DP12年级的走廊，你或许会遇见这两个“不同寻常”的男生：他们正用英语聊得火热，偶尔夹杂着几句中文、甚至俄语、拉丁语……从他们身旁经过，你可能会因为听到诸如benefit of hindsight（后见之明）、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这样的词而不免感到些许茫然。等你走过，身后那两人或许仍沉浸在他们的对话中，相谈甚欢、滔滔不绝。在课堂上、生活中，他们也总是一本正经地讲着不多人懂的“历史行话”。如果不甚了解他们两位——DP12年级1班的李思齐与4班的陈朗，你或许想不到，彼时说说笑笑的两个人虽都选择了历史类专业，实际却常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喜好。对历史的热情使他们汇聚一堂，而对个人观念的坚守与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使他们既自成一格，又相处融洽。

     陈朗与李思齐两人最鲜明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对历史的钻研与热忱。谈及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探索道路，他们一致表示从军事史开始入门。这份兴趣随着年月的积攒不断增长，最终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升入初中前夕，陈朗在观看历史纪录片时被深深吸引，此后便入了“历史坑”。回首过往，他认为根本上吸引他的是历史所具备的两大要素——“偶然性”和“故事性”。前者的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役都有其“戏剧性的发展”，例如中途岛海战的“命运5分钟”；对于后者，他则坦言当时的他有把历史当成“故事”之嫌。一开始读历史书籍的时候，他仅看重书中描述的内容，而非书中是如何描述、又是借鉴了哪些资料得出描述的。直到接触了IB历史，他才知道，光凭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的津津乐道并不能真正学好历史，于是，他将重心从历史事件挪移至历史学的方法论之上。

     与他相仿，李思齐同样在初中阶段开始频繁接触历史。当时的他常常和同学讨论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二战相关的事情。战役、士兵、胜负成败、指挥……这些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相当感兴趣的事，但也只限于此。对他而言，转变是两本书造成的：保罗卡雷尔的《东进》和《焦土》。在那之前，他读过的历史书籍多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兵力部署、伤亡、后勤、撤退和进攻，这不禁让人感到一切都是冷冰冰的。相比之下，保罗卡雷尔将视角放在普通士兵的战场经历上，让一切都“活”了起来。回忆起来，书中每个士兵的痛苦、荣耀，他们在战争之中的见闻、跌宕，都还历历在目。此后，李思齐便对“过去”产生了新的理解：他认识到，陈述事实的历史书里，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许多过去的人一辈子的经历。当他学会以一种新的、更有趣的视角看待历史，他对历史的兴趣也就真正被点燃了。

     进入高中后，两人都对历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陈朗将这三年的探索过程划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辩证地认识史料、接触更严谨的历史材料、写作论文。校内，历史课程要求学生从多个方面来分析和比较材料，这正好有效地锻炼了他对于史料的考察和辩证思考的能力；校外，他也会在课后读一些论文备考，并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和能力。期间，他初步意识到了历史学的复杂性，也学会用更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然而真正深入历史学还是在他“提笔写论文——获取反馈，被指出问题——解决问题——反思”的反复过程之中。回忆起来，陈朗自觉这个深入的过程并不完美，由于理论知识尚还不足，自己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出真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的探究对他如何看待历史学、如何对待自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学是严肃的，尽管历史本身可能是活泼的；作为写作者，他需要对笔下的每一句话负责，即每个观点都需要经过考据、结合史料。

     两位同学都表示，IB的历史课给他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课堂中对专题的深入探讨，还是历史学科本身的“学科意识”和“研究方法”，抑或是“观点分析”的教学方式，都让他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学”的根本：除了历史知识之外，方法论也是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他们特别提到，历史课自11年级开始需要课后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面对增多的课业量，不可将其简单视作“硬性的作业”，而应认真花时间好好读。在这些“过来人”的眼里，材料阅读实际上是历史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李思齐与陈朗都强调了英语在历史学习中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学好英语”远不止读懂、会说而已，而应该格外重视用词与语法，重视学术严谨性。两人提到，牛津大学的面试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认知不足。李思齐在牛津面试中与教授谈及“hegemony”（霸权）一词时，教授并未当即顺着他的思路回应，而是提醒他在给出一个名词之前，必须先将其定义清楚。这个细节让他们直观地认识到历史学者对语言使用的慎重，这种缜密之下，文字与思想有了更沉的份量。

     对他们来说，历史课常常是一片辩论场：不同的观点频繁地碰撞在一起，撞出的却不是矛盾，而是思维的火花。他们总有不相一致的想法或立场，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件事：要批判一样东西，必须得先了解它。切磋讨论的声音从课堂延伸至课后，在这你来我往的互动之中，始终不变的是“相互尊重”，也是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

     从欧洲史、阿拉伯史到印度史……世外的历史课不但帮助他们拓宽了原先的视野、提供了交流与学习的平台，而且也颠覆了以“中与西”划分世界格局的做法，使得一个更纷繁复杂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陈朗注意到，IB历史所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和“全球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此看来，即使将目光聚焦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历史学者也必须时刻保持一种全局观；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建立联系，穿行于具体的事件和抽象的概念之中，解读过去、放眼未来。

     陈朗是校模拟联合国社的副社长，李思齐则是校戏剧社的社长。两人的课外活动虽看似和历史无直接关联，但是历史学习过程中的钻研探究和广泛阅读给他们带来的底蕴让他们在课外活动中也大展拳脚。

     对国际关系与政治深感兴趣的陈朗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在模联社展露锋芒。在模联活动中，参会代表需要根据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所在的联合国委员会和所探讨的议题做充分的研究，并在会议中通过与其他代表合作、磋商形成该委员会的方案。所以该活动十分考验参与者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研究能力、英语表达能力和协调力等。陈朗显然是学术派的代表。他十分看重赛前的准备工作，往往会搜寻大量的材料进行国家和议题背景的调查，并力图给出符合国家国情和外交关系的方案。但是，让陈朗一度沮丧的是，真实的模联会场常常会出现“社交”大于“学术”的情况，甚至最终通过的方案会完全不符合当地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对于此，陈朗并没有否定自身的特色。一方面，他在一次次活动中积累经验、反思自我、提升自己的沟通组织能力，形成自己的代表特色；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反思这一现状，并以自己的行动带来哪怕微小的改变。他和社员们一起组织了校内的新手模联会议，并将学术和调查作为重要的评判依据。他希望能在这些新手参会者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为他们注入模联活动真正的意义。

     李思齐则把对戏剧的热情从初中带入高中，他用两年时间把原先只有寥寥几人的戏剧社发展成一个吸引众多戏剧爱好者的乐园。高中阶段，他经历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变：做过演员、也当过导演。舞台上的他声音昂扬、情感充沛，将角色的神韵诠释得极为出彩；台下的他举着厚厚的剧本，一句句细抠台词、指导演员们排练新戏，加深了对舞台的理解。无论身处何职，他都发觉：排出一部好戏需要在舞台的语言上花功夫——从独白到对话，从文字语言到肢体语言，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贴合情境、充分表达出人物的特色。这无时无刻不在锻炼他的语言功底，也促使他更进一步地探究语言背后的深邃思想。

     李思齐曾与其他同学合作出演了一部《十二怒汉》——剧中，一个人在主流的意见中坚持着不合群的观点，并影响着周边的人用事实去思考。其背后的深沉价值在于肯定了“合理怀疑”的精神，并且在有逻辑的讨论平台中，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戏里，人物们群情激昂，映衬了那一人坚定的目光；戏外，两位同学也始终带着批判性的思考，从不怯于依理据提出自己的意见，世外给了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而他们也勇于做出新的尝试；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在向前，这小小的校园让他们逐渐走向多元、走向成熟。

     说起牛津大学，两人一致觉得，不得不提及的是它那书盈四壁、宏伟至极的图书馆。在旁人看来，描述着图书馆模样的他们真可谓两眼放光。一股对知识的渴求、对学术真切的热情扑面而来。随后，他们细致地讲述了牛津申请的过程，希望给未来的申请者一些参考。

     陈朗从申请讲起，强调英国方向和美国方向的申请在思维上是“完全迥异”的。申请英国大学需要很快确定自己要读的具体专业，并且文书很大程度上是考察申请者对专业的了解，格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可查。李思齐则分享了自己文书的大致内容，简单来说，就是用学术的方式阐释自己和历史的关系。提交给大学的材料除文书以外，还需上传一份写作样本(written sample)。对此，他建议选取曾经的一份作业或一篇文章，并针对以前不够成熟之处进行修改和润色。

     与其他英国学校不同的是，牛津的录取不只看成绩和申请材料；它还将组织一场考试以及考试通过后的面试。陈朗和李思齐都参加了历史类专业的历史能力测试（HAT:History Aptitude Test），它的主要考察点在于：对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的解读、自己观点的表达、对材料的理解，而这几乎就是历史学家每天的工作。现场考试的一小时内，考生须根据引导题对一篇一手资料完成分析。

     能力的考核以外，筹备的过程也使两人受益匪浅——陈朗认为，HAT的题目大部分都希望考生分析材料中所体现出的社会的特性，从而考察考生社会史方面的能力，这恰恰促使他反思11年级时自己对政治史的过分强调。

     基于扎实的学术知识与认真的学习准备，两位同学都如愿获得了飞往牛津大学参加面试的资格。陈朗将这次面试理解为“缩短了时间的导师指导（tutorial）” ，过程中，教授起引导性的作用，鼓励他们结合面试前提供的材料和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在读学生在接受导师指导的时候，教授同样希望他们从当前正在学习的课本知识和既有知识中拓展出去。李思齐则着重分享了一些面试时的个人感受，用他的文字描绘了牛津大学的一栋宿舍楼：“七八十年代的装潢，莹白的灯，银灰的墙，很有一种历史感。房间不大，但很舒服，窗对着街开。外面很多时候在下雨，又是冬天，但房间里不会特别潮，只是清冷，于是很合适看书。”整个面试让他觉得很放松，并不会特别拘束。他清楚地记得，第二场面试在学院历史系主任Dr. Archer的办公室里——他坐在沙发上，穿着牛仔裤和休闲西装，后续的面试几乎就是聊天。

     如今的他们对历史学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认知。谈及对历史学的解读，李思齐引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句话：“勤奋和准确性也许是历史学家们自认为的所有优点了。（Diligence and accuracy are the only merits which an historical writer may ascribe to himself.）”他认为，历史学家为了准确表现过去的一切，必须不知疲倦、参考一切可以参考的方面；历史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他的目的是展现过去，他的限制是我们的当下。为了过去的真实，几乎一切都必须要被质疑。

     陈朗眼里的历史学是在已知历史的全貌是无法完全还原的前提下，对于历史全貌的还原。形象一点来说，“历史的全貌就在地平线那头；但，地平线却是一条永远也达不到的线。”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要去追求那条“地平线”呢？因为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妥协——历史学带有不可避免的偏见，而研究历史的过程必须是严谨的；历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在解答一个人类的疑惑：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由于过去间接地决定了现在，这个简洁而深奥的问题维持着现在与过去的可贵联系：人和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物质世界的影响和限制；而有着决定性的物质条件正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

      在历史领域中的摸索、求知与自悟，自然而然地将两人引向了历史专业的道路；两人的历史探索之路始于相似的起点，却因两人经历、感悟的不同延伸至不同的方向，最终又在牛津大学这个古典、严谨的学术天堂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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