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特辑 | 七德教师篇：疾病与人的历史

记得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还是每天一如往常到学校上学，谈不上恐慌，连口罩也没有戴过。如今新冠肺炎一来，一时间口罩成了奢侈品，蜗居在家中，迟迟没有办法和同事学生在校园中相见。

作为一名文科教师，对于疫病的病理自然是不甚明了，无法讨论，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尝试思考一下疫病与人的关系。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最肮脏的病菌的一方。”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说到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可能大家更习惯讨论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但很多时候，历史的进程却常常收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疫病就是其中一种。我想没有人不知道十四世纪席卷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生命的“黑死病”。这场臭名昭著的鼠疫，到底是如何传遍欧洲的呢？

去年在上“丝绸之路”主题的时候，我和学生一同阅读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其中的一章叫做“死亡之路”，讲的就是鼠疫是如何借着贸易网络进行传播。

1346年，正当蒙古帝国之一的金帐汗国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加法（今乌克兰）的时候，鼠疫在蒙古人的军队中先爆发出来，染病的士兵迅速死亡，并且尸体发黑。由于久攻不下，因此蒙古人恼羞成怒，将死亡士兵的尸体通过抛石机抛入城中。这一抛，没想到让鼠疫遍布了整个欧洲。当然，之所以鼠疫能够迅速传播，这要多“归功”于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们，他们努力将黑海打造成欧洲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欧洲的商人们都想着如何联通到丝绸之路，把东方的珍稀商品运回西方，但没想到，日益完善的贸易网络，不仅带回了货物与金钱，也把疫病与死亡一并带回。

2500万人，占据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惨烈至此，让薄伽丘在“人间地狱”佛罗伦萨都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在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的《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Centuries of Change）》中，就讲到了黑死病过后，人们的思想有了新的动向，他们意识到死亡是如此真实，开始质疑教皇堕落的统治。大量的死亡，让劳动力成为了珍稀资源，农民意识到了自我价值，面对不合理经济制度，反抗日益增加。更不必说“资本主义在城市取得胜利以后，又开始在农村取代封建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鼠疫对欧洲的经济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但另一方面，却也打破了教会的专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传播，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带来了可能。

谁能想到，引发了欧洲历史大型变革的因素中，疫病也起到了作用！所以我想，当我们在思考某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疫病恐怕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的《瘟疫和人（Plagues and Peoples）》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疫病和人类历史几乎是如影随形。麦克尼尔的书中，讲到了早期文明中正是人们对疫病的害怕，使得中国迟迟没有开发拓展南方，公元前5世纪，瘟疫让雅典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士兵，从而改变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走向。16世纪，西班牙人将天花带到了墨西哥，区区600人，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由于普鲁士人进行了接种了天花疫苗，而法国士兵没有，战局得以扭转。更不必说，伍连德在1911和1932年组织扑灭的肆虐中国的鼠疫与霍乱。

想摆脱疫病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想当我们抽象地去考虑疫病在历史中的作用，未免不能够真正看到“人”在疫病面前的痛苦。在这场疫情中，让我们看到的是疫病让很多家庭支离破碎，是医护人员日夜操劳乃至献出生命，恐慌、焦虑、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所有人。在生命的面前，似乎一切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人在疫病面前似乎显得不堪一击，幸而医疗工作者前仆后继，在疫情面前，努力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安慰。如今新增感染人数日益减少，似乎“战胜”疫病就在眼前。

但是我想，无论科学、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只要人类还不能学会敬畏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疫病终将再次席卷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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